中國時間: 16:13 2015年09月26日星期六
華盛頓
習近平成為中國繼鄧小平甚至毛澤東之後權勢最大的領導人，他權力穩固後，是要大膽推動改革呢？還是成為一名暴君？這是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在一次研討會上提出的問題。
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他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在書的一開始，他就引用了美國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名言：“對一個好政府來說，執行力是第一位的。他可以使得一國免遭別國的入侵，他可以保證法律的有效執行。不管一個政府基於什麼樣的法理基礎，如果缺乏執行力，它都是一個壞政府。”
1989年初，在柏林牆倒台前，福山發表著名文章《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在文中，他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隨後幾個月柏林牆的倒塌，福山聲譽鵲起。
後來福山研究人類政治秩序。他認為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與發展有三個重要基石，那就是：國家建設、法治和民主問責。他說，一個國家只有同時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才能夠維繫穩固的政治秩序。
然而，歷史似乎沒有就此終結。中國共產黨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抵制了“蘇東波”民主化潮流，卻創造了經濟奇蹟，並以中國模式挑戰著西方經濟資本主義加政治多黨民主的模式。而俄羅斯在強人普京領導下正試圖恢復昔日蘇聯的強勢。
福山2014年的新書出版後，可能是因為這段有關國家執行能力的論述，有些人認為他可能已經改變了他對民主的認識。
據稱，福山也因此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關注。2015年4月23日，福山和其他兩名學者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邀請，在中南海與其見面。福山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多次強調，他的基本觀點並沒有產生變化。他強調，政治發展的三要素中，需要有一個平衡。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前夕，福山在華盛頓出席了一個研討會，再次談論他對人類政治發展的看法。他同時談到“中國模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他所說的中國體制中無法解決的“壞皇帝”問題。
習近平是好皇帝還是壞皇帝？
弗朗西斯·福山說，中國政治目前最大的危險是習近平聚集了太多權力，且不受限制。
他說，習近平是繼鄧小平以來中國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他甚至還可能是繼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但是，這正是中國體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弱點）”， 因為所有的一切將取決於習近平的意圖。他是好皇帝還是壞皇帝？很多人希望他能夠在擊敗所有的對手後，鞏固權力，然後欣然轉身，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但是，他也有可能成為一個暴君（tyrant）。這一點人們還不清楚， 不知道會是哪種選擇。
中國模式和壞皇帝
福山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但是他認為這個模式很難在東亞之外的地區被複製。他說，這種模式的基礎就是中央集權的（centralized）、非個人化的（ impersonal） 官僚體制， 這個體制可以追溯到2300年前的秦朝時期。這個體係依賴於一個強大的高質量的國家，同時來取代法治和很多其他的東西，但是這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體系。
他認為，關於這樣一個專制體系的真相是，它可能會引出非常好的結果，也可能會引出非常壞的結果。中國的毛主義就是一個壞的結果，沒有限制的獨裁。文化大革命時期，所有現行體制都被摧毀一旦。
福山說，中國1978年之後的領導層就是著力恢復這些真正的製度，而且他們取得的成功也是令人矚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確保經濟發展獨立於黨的領導。他們恢復了政府的職能。
福山說，中國現在有某種程度的製度，其中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他們的威權政府有任期。他提到，中國的領導層已經經歷了三個十年的輪換。如果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和埃塞俄比亞領導人梅萊斯·澤納維以及其他非洲領導人都這樣，這些國家會好很多，我們對他們的看法也會更肯定一些。他說，中國實行的是一種通過官僚體系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制度運作的“極權主義”（absolutism），雖然談不上法治。
開明專制和好皇帝
福山說，這種體系最大的一個負資產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昏君”問題。如果有一個好皇帝， 有鄧小平或是李光耀，你就可能比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採取更多的行動，因為他不需要虛心面對各種說客、各種工會、各種纏繞不休的媒體和總是批評指責的反對黨。福山說，想想鄧小平為中國開放所做的一切，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可以在那樣的時間內對自己的社會推行那樣迅速地根本的結構性變革。他成功了，因為他是個獨裁者，而這恰恰就是中國的負資產（ liabilities）。
福山同時指出，中國對領導人的權力沒有限制，10年的任期也沒有寫進憲法，這就意味著可能被更改。福山提到，如果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導人，極富個人魅力，他可能說，10年任期不夠， 我很有很多事情沒有完成。福山提到，這也是薄熙來帶來的問題，所以中國的集體領導層就讓他出局了。
政治發展三要素中國不平衡
福山談到政治發展的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題。他說，中國政治發展並不平衡。
他說，理解政治發展，有一個比較簡明秩序框架，其中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相信現在政治體系應該依賴這三個獨立的支柱。
第一就是國家能力，國家就是一個權力的壟斷。就是國家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遭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教育、健康、基礎設施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第二個支柱是法治。這個有很多的定義，但是他認為，從政治上來講，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套透明的製度，而這個制度必須同樣適用於整個政治系統中最有權力的人。如果總統或是總理可以隨意改變這個制度，這就不是法治。所以法治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權力的限制。
第三是民主問責。福山說，我們現在通常是通過自由和公正的多黨選舉這些程序來定義民主，但是這些程序的重要一點就是保證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顯示了統治精英階層自己的利益。
這位學者指出，這三者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國家是製造和使用權力，而法治和民主問責是對權力進行限制的，這中間必須有一個平衡。他說，你不能只是具有其中之一。如果只具備國家能力，中國現在基本上是這樣一個狀況，有有限的法治，沒有民主，這就容易產生暴君。另一方面，如果只限制權力卻沒有國家能力，這種國家也不成功。福山說，在這方面，極端的例子是伊拉克和敘利亞，這兩個國家甚至都沒有有效的政府，不能控制自己的領土。福山還說，尼日利亞的例子可能更有代表性。這些國家有民主選舉，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但是國家能力太弱，不具備實施能力，高度腐敗等等。
王岐山告訴福山：中國不會有獨立司法
2015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南海會晤福山和另外兩位學者。中文網絡後來流傳出有關會晤的細節。
美國之音記者問福山的談話感受，福山這樣回答：“我是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會晤了，我一直沒有在公開場合談論過， 我唯一能告訴你的是，我總算是問到他一個問題……我問他，你能想像到中國法庭獨立的時候嗎？ 他的答案是：絕對不可能，這永遠不會發生，這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在這一點上，他是是毫不含糊的（笑）。”
福山在華盛頓的討論會上還談到中國的經濟成功。他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建立了財產權等一定的製度。